数字经济：还有不少战略架构功课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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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基

根据贸发会议“新数字经济与发展”报告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共识，数字经济由三个基础组成:信息(数据)、协作(机制)和平台(生态)。数据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数字基础设施已成为新的基础设施，数字素养已成为工人和消费者的新要求。

几个月前，马云在一个行业论坛上发表讲话说:“电子商务只是数字经济的前奏，它将全面影响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正在审议的《电子商务法》应该升级为《数字经济法》。”上个月的最后一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电子商务法》，标志着中国最重要的网上场景应用“电子商务”获得了法律规范和指导。

在中国的互联网领域，数字和概念没有差距。王兴是第一个说“互联网的后半壁江山”的人，说要把赌注全押在“人工智能”上，而马则从“互联网加”到最近低调地提出“数字助理”。那么，马云如此关注“数字经济”是为了释放一些信号，还是预示着某种趋势，还是真的如一些评论家所认为的那样“关系到未来的国家竞争力”？

在现有文献中，“数字经济”一词最早是由世界著名的新经济学家和商业战略大师唐·塔普斯科特(don tapscott)创造的。Tapscott被公认为“数字经济之父”，因为他在1995年出版的《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代的希望与危险》中预见到了“基于数字技术的经济活动”。这也是“互联网商业化”发展的第一年。1998年，美国商务部在“新兴数字经济”报告中首次明确指出，数字革命已成为世纪之交各国战略讨论的核心和焦点，并将成为推动新时代发展的强大引擎。在信息技术影响经济活动的过程中，“钱”不再起决定性作用，“信息”日益成为核心资源。

许多年后的今天，当数据被普遍认为是“取代石油成为当今世界最有价值的资源”时，20年前这份报告的准确预测和惊人洞察力值得成为那个时代的趋势领导者。在随后的几十年里，美国政府围绕“数字经济”这一主题连续发布了13份重大报告，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和相关措施，扮演了全球数字经济概念传播者和行业领导者的角色。有三个关键节点值得关注:2010年，美国商务部提出了“数字国家”的概念；2015年，发布了《数字经济议程》，数字经济的发展是实现繁荣和保持竞争力的关键；2018年，发布了工作文件《数字经济的定义和衡量》。从2009年到2015年，奥巴马政府还相继推出了“开放政府”、“开放数据”和“数字政府”等战略计划。一系列高效的公共服务和前瞻性政策措施确保了美国在信息技术创新和数字成就方面的长期领先地位。

马云的立法建议有其深刻的背景和迫切的需求。然而，就议程、具体步骤和行动节奏而言，它过于仓促。至少，简单地就“数字经济”这一命题立法在技术上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以最简单的网上购物为例，由此衍生出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税收监管、隐私和信息保护是需要在三个不同维度上进行调整的法律关系，可能需要不同的针对性法律进行约束和规范。当数字经济成为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形式和新的发展范式时，它是根本性的、全面的和综合性的，并将贯穿于未来的主要经济活动中。为它制定专门的立法，无异于为整个时代制定法律。

广义而言，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就迅速推进并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建设，但当时被称为“黄金工程”、“信息产业”、“信息化”、“两业融合”、“网络经济”、“信息经济”。2016年，20国集团杭州峰会发布的《20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对“数字经济”进行了界定，其内涵一直处于模糊状态:以数字知识和信息为关键生产要素的一系列经济活动，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利用为提高效率和优化经济结构的重要推动力。次年，数字经济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上升为《国家行动计划》，以配合政府产业结构转型和信息经济的渐进式战略部署。同样，马也在这个时候编辑出版了《数字经济:中国创新与增长的新动力》。如果加上2016年也出自他手的《共享经济:供给侧改革的新经济计划》，马的声音就是“庙外，远离江湖”，可以说是对政策制定者和推动者的及时帮助和适当替代。

在数字经济中，的最大贡献有两点。首先，他总结了五个明显的特征:数据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数字基础设施成为新的基础设施；数字素养已经成为工人和消费者的新要求；供求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人类社会、网络世界和物理世界日益融合。马的讲话不仅为数字经济指明了路径方向，也为世界数字经济的发展模式输出了“中国的真知灼见”。其次，梳理了数字经济与“互联网加”的关系:“互联网加”是手段，数字经济是结果。结合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共识，如《信息经济:中国转型的新思维》、《杨沛芳的牵手:协同互利的新经济哲学》、《赵国栋的数字生态》和贸发会议发布的《新数字经济与发展报告》，数字经济应该由三个基础组成:信息(数据)、协作(机制)和平台(生态)。

在过去的几年里，得益于人口红利、消费升级和政策激励，中国的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并迅速崛起，其中电子商务(包括移动支付)、在线金融和在线娱乐构成了中国数字经济的三个基本方面。随着数字经济即将进入从量变到质变的重要节点，从欧美的经验来看，无论是总规模的比例、基础设施的智能化升级、结构布局还是与现实产业的融合，中国的数字经济在“顶层设计”和战略架构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作者是浙江传媒学院副教授，著名互联网观察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