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货币政策 步入“大创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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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成钱志军

今年是国际金融危机十周年，也是全球货币政策的转折点。危机爆发10年后，它正从多个维度冲击着中央银行的货币权力、信息权力和政策权力，导致中央银行的权力从垄断转向竞争，进而挤压货币政策的权力基础。

2008年至2017年，世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三轮全球货币宽松，导致各国货币频繁波动，暴露了当今以央行为中心的世界信贷和货币体系的诸多缺陷。此时，基于日益成熟的区块链技术，数字现金具有分散化、流通受限、不接触监管机构等优势，吸引人们创造超主权货币，从而避免货币过度，实现货币自由。在两者的结合下，全球央行突然迎来了来自数字现金的第一轮冲击。各种数字现金一度风靡市场，引发金融市场动荡和央行监管压力。随着新经济和金融技术的发展，数字现金的外部压力始终存在，这将促使中央银行推进货币政策的规范化，避免市场对法定货币的信任危机。

全面准确地掌握经济金融信息不仅是央行货币政策的基础，也是央行权力的认可。然而，金融技术正通过两种机制悄悄地侵蚀这种力量。首先，由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移动互联网和其他工具的快速发展，新的经济巨人发展迅速，在某些领域比监管者获得了更丰富、更及时的经济信息。因此，央行的信息力量不再绝对高于市场。第二，借助金融技术，资金出借人可以更方便地绕过商业银行网络，直接到达资金借用人处。这推动了更多非银行实体进入商业银行业务，为影子银行的快速扩张注入了新的动力。在这一过程中，资金也逃避了央行的监管，这削弱了央行对金融运行的感知。基于以上两种机制，中央银行和市场的信息力量发生了变化。市场巨头逐渐有能力挑战央行对经济和金融运行的判断，进而动摇央行货币政策的合理性和权威性。

由于货币权力和信息权力的下降，中央银行被迫更多地依靠政策权力来履行其职责。然而，经过十年的超级货币宽松，全球金融周期明显领先于经济周期。由于两个周期不匹配，政策目标不断产生内生冲突。基于此，在当前的复苏时期，货币政策与其他政策、中央银行与其他政府机构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坚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难度显著增加。

随着货币权力、信息权力和政策权力的垄断被破坏，中央银行的权力将从垄断转向竞争。这意味着，只有推动货币政策创新，在与金融技术、新经济巨人和政治生态的竞争中重获权力，央行才能保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因此，全球货币政策可能会迎来一个“大创新”时代，并有针对性地修复货币、信息和政策这三大权力支柱。

面对数字现金的挑战，各国中央银行将长期保持“按币种实施政策，同时缓解拥堵”的态度。一是阻断“数字现金1.0”的无序扩张，二是引导“数字现金2.0”的有序创新。一些央行积极参与纸币向数字现金的历史性转变，通过提供更先进的数字现金技术标准和平台体系，为央行的货币权力奠定了新的时代基础。

目前，央行与新经济巨头之间新的竞争关系逐渐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加快监管技术的发展，实现对影子银行和金融创新的全覆盖渗透监管；另一方面，我们要加强与新经济巨头的合作，合理吸收他们的海量信息资源，作为央行决策的依据。总体而言，与金融技术相比，后发监管技术将长期处于“追赶-滞后-追赶”的被动状态，如何尽最大努力缩短每一轮监管的真正空周期将是首要问题。此外，如何防止新的经济巨人抓住机会在合作中“治理”也是一大挑战。因此，央行需要进一步尝试许多创新措施。

为了加快政策工具的改革，各国央行正在透明度、多维度和协同性三个层面上做出努力。危机发生后，各国央行加快了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构建，以防范金融周期风险，从而更加集中地调整经济周期，最终缓解“双周期错配”造成的内部政策矛盾。自2016年以来，共同防止政策溢出和遏制单边主义的呼吁已成为20国集团峰会和达沃斯论坛的主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也强调，面对无国界的金融创新，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全球监管框架。目前，由于地缘政治博弈的加剧，上述政策协调难以落入传统路径，从而形成了全球治理机制创新的巨大需求和潜力。

(作者石成为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兼研究部部长，钱志军为工银国际高级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