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尚希：财政政策要为深化改革注入“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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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范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7月13日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采访时表示，在当前不确定性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应发挥“定海”的作用，不断为经济社会发展和深化改革注入“确定性”。

刘尚希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的要求，其中蕴含着提高国家治理效率的深远意义。

所谓“积极”是指积极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和重要支柱作用，增强财政政策的可预测性和预防性，而不是消极应对和观望。所谓“有效”，就是抓住关键环节和问题，下大力气，对症下药，达到“四两”的效果。

随着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增多，财政政策应不断为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深化注入“确定性”，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确保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工作的有效实施。

创新积极财政政策

刘尚希认为，创新积极财政政策，更好地为供给方结构改革服务，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我们应该从基于总量的政策转向结构性政策。“今天面临的问题显然不再是总体问题，或者主要不是总体问题，而是结构性问题和结构性矛盾。因此，财政政策应该从总体政策转向结构性政策。”刘尚希说，结构性政策是调整中国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和分配结构，财政政策应在这些方面发挥作用。经济、社会和体制结构是整体的，不是单一的，也不是单一的。

当前，中国不仅要推进经济结构和优化社会结构，还要调整制度结构。显然，这不仅是改革的命题，也是创新的主题。

其次，财政政策已经从单纯关注经济转向综合领域。财政政策不仅是经济政策，也是社会政策。除了传统的经济领域，它还应该体现在民生上。例如，在教育、医疗、养老和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金融政治家如何发挥作用，如何保障民生，如何促进社会公平？通过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再者，从过去的宏观调控到公共风险管理。刘尚希说，世界是不确定的，不确定事件越来越多，这将带来各种短期和短期风险，以及长期和整体风险。宏观调控的本质是短期相机抉择，着眼于短期风险的防范和化解。如何关注长期风险对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因此，财政政策不仅要注重短期风险的防范和化解，还要转向长期的整体战略层面来化解风险，这就需要进行公共风险管理，使财政政策在短期和长期都能发挥作用，而不会导致风险向后移动或累积。

刘尚希强调，财政政策的创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是一件全局性的事情，因为财政事务不是财政部门的事务，而是整个国家和整个社会的事务，涉及普通民众、企业、整个市场和国际社会。

积极的财政政策效果明显

根据刘尚希的进一步分析，从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来看，应主要体现在注入确定性、引导良好社会预期的形成和促进新的供求动态平衡的实现。

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为市场运行注入了确定性，减少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内部以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不确定性，稳定了国民经济；给社会运行注入确定性，减少消费、就业和社会心理的不确定性，保护民生，稳定人心；为改革注入确定性，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的定位，大力推进改革。同时，要体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高质量发展，高质量的财政政策可以促进高质量发展。

良好的社会期望是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的基石。有了对市场和社会环境的良好期望，人们就会有动力和耐心从事创新和创业活动。然而，悲观的预期会导致市场参与者的短期行为，这种行为倾向于通过投机快速赚钱。要引导良好社会预期的形成，首先必须确保财政政策信号清晰，各种政策措施越清晰、越有力，社会预期就越好。其次，有必要制定精确的政策。政策和措施一旦出台，就不能被推翻，也不应该频繁使用，以免政策多变和频繁，从而扰乱预期。最后，要树立底线思维，充分考虑现实中的各种不确定因素，有计划、有底线，给经济社会主体一个“定心丸”。

结构失衡的根源是资源错配和低效率，导致大量无效供给，而优质供给不足。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不是“洪水灌溉”，而是精确的政策，积极有效。一方面，积极支持落实“三比一、一减一补”政策，重点做好分流、培训和安置职工工作；另一方面，通过实施减税、减费、鼓励R&D创新、支持普惠金融、支持中小企业、改革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等措施，为市场机制发挥自组织功能创造条件，通过市场力量纠正结构性失衡。与传统的扩张性政策不同，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不是政府直接努力扩大需求，而是通过刺激市场活力、优化资源配置和增加优质供给间接发挥作用；市场不是通过政策取代市场，而是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我们不应单打独斗，而应理解和把握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制度联动关系，从全局出发，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这些方面的整体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