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耕普惠金融 提高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可得性 专访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贝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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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大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从今年6月20日起，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部署将进一步缓解小微企业融资困难，继续推进实体经济降本”，中国人民银行6月24日宣布将在年内第三次定向下调RRR利率，并发放小微扶持资金。2000亿元；6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等五部委将支持小农业再融资和再贴现额度提高1500亿元，并将小农业再融资利率下调0.5个百分点。由此可见，中国迫切需要缓解小微融资问题。

一直以来，小微企业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大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从今年6月20日起，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部署将进一步缓解小微企业融资困难，继续推进实体经济降本”，中国人民银行6月24日宣布将在年内第三次定向下调RRR利率，并发放小微扶持资金。2000亿元；6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等五部委将支持小农业再融资和再贴现额度提高1500亿元，并将小农业再融资利率下调0.5个百分点。由此可见，中国迫切需要缓解小微融资问题。

在维护金融安全、严格控制金融风险的时刻，国家再次强调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大力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它的内在逻辑是什么？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和其他技术日新月异。这些技术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包容性金融事业？带着这些问题，《金融时报》记者近日采访了中国普惠金融研究所所长贝多光。

记者:与大中型企业相比，小微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财务管理往往不规范，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这是小微企业融资困难、成本高的背景。结合中国金融体系的结构，你认为中国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的症结是什么？

贝多光: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背后有深刻的经济规律。虽然我们有一个相对完整的金融体系，但大多数金融机构青睐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和高净值个人。然而，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大多数金融机构，无论规模大小，都越来越多地覆盖中小企业并提供金融服务。2017年，小微企业贷款占国家银行贷款余额的24.7%。与10年前的10%左右相比，它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目前，几乎所有的大中型银行都有小额贷款业务，这无疑将改善我国的金融结构，有利于经济发展。

然而，应当指出，金融基础设施薄弱也是影响小微企业融资的一个关键因素。对于普惠金融而言，金融基础设施是普惠金融发展的必要条件。以信用信息系统为例，当我们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关注小微企业和弱势群体时，往往发现这些群体的基本信息和信用记录难以获取，无法有效判断其风险状况，业务发展面临困难。在普惠金融基础设施方面，我们发现普惠金融的量化指标体系和社会信用信息体系相对薄弱，是普惠金融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障碍。

与此同时，国家应引导金融机构为小微企业服务，并测试和评估现有银行体系中哪些机构对小微企业的投资更多，以便它们能够被认可为包容性金融专业机构。在国外，小额贷款余额的50%以上可以定义为微型金融机构。对于专业的微型金融机构，国家在税收、存款准备金和审慎监管制度方面也应有不同的安排。目前，我国农村商业银行对小微企业的贷款占贷款总额的54%。建议国家明确农村商业银行是普惠金融的主力军。

此外，虽然银行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比例有了很大提高，但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的不良贷款率为2.75%，比大企业高1.7个百分点。500万元以下的单户贷款不良率较高，金融机构难以完全覆盖风险。小微企业的融资不应该局限于银行信贷，而应该从更广泛的金融工具中寻求解决方案，如关注不同生命周期的种子基金、天使基金、风险资本和私募股权基金等股权融资，探索融资渠道的多元化。

记者:小微企业融资是政策支持的重点，以小微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普惠金融也成为互联网金融的目标。您认为互联网金融在进一步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方面有哪些优势？

贝多光:我们现在研究的是数字普惠金融，包括互联网金融。数字普惠金融填补了一些传统金融机构没有提供或没有提供足够服务的空白。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中，互联网金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特别是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这一领域已经实现了赶超，并且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从全国的角度来看，浙江处于全国的前列。

同时，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提高金融可用性，是发展普惠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方便快捷的特点，可以使偏远地区或流动性有限的群体获得金融服务；第二，通过数字普惠金融，金融消费者可以低成本进行小额零敲碎打的资金筹集和储蓄，特别是穷人可以避免原有的时间成本、运输成本和较高的服务成本；第三，通过数字化手段，金融机构可以提高服务效率，降低成本。例如，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积累数据，并根据支付场景叠加信用产品；第四，数字化手段有利于拓展金融服务和管理金融风险。通过分析消费者的相关数据和获得金融消费者的肖像，可以准确地向消费者提供特定的金融服务。

记者: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政策是好的，但小微企业不知道或不了解”的情况相当突出。对于开启政策传导的“最后一英里”，你有什么建议？

贝多光:目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已经意识到“最后一英里”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金融基础设施不完善造成的。许多国家都推出了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一方面，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

对中国而言，结合国情、弥补不足是解决金融可得性问题、完成普惠金融“最后一英里”应坚持的原则。

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和地理自然条件有很大差异。在解决“最后一英里”问题时，我们应该区分不同经济区域的特点，确定不同的发展中心。在中西部地区和广大农村地区，由于经济社会条件、地理因素等限制，“最后一公里”问题尤为突出。因此，改善金融可获得性和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重点应放在各种金融基础设施“硬件”的建设上；东南沿海地区和城市地区，金融机构和网点覆盖率较高，各种金融硬件设施相对齐全。因此，更重要的是提高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多样性，以满足不同层次人群的需求，特别是“中间地带”人群的需求，建立和完善配套的金融体系和信用信息系统。

一般来说，为了提高资金的可得性，一方面要因地制宜，考虑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具体措施；另一方面，要从金融服务的消费者、提供者和金融基础设施的角度，充分发挥各主体的作用。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解决金融可获得性问题和相关的“最后一英里”问题往往是制定包容性金融发展战略的出发点。此外，加强小微企业和贫困人口的能力建设，普及金融教育，推进数字普惠金融，是推进普惠金融发展战略实施的关键。

记者:你刚才提到了能力建设。你能告诉我们在能力建设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吗？

贝多光:普惠金融实际上是一个载体，其实质是帮助客户“制造血液”，而不是“输血”。普惠金融是一种市场行为，而不是简单的补贴或慈善。普惠金融以金融为载体增强权能，进而激发政府、企业或个人的潜能。

对于需求方的中、小、微型和贫困群体而言，财务能力问题主要是指这些群体缺乏财务教育、知识和素养。我们研究所做了大量的调查。例如，在我们走访的一个涉农贷款试点县，涉农贷款信贷覆盖面很广，但利用率只有17%。另一组数据显示，50%的贫困群体拒绝贷款是因为他们害怕金融，他们害怕债务和负担。近年来，金融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他们的恐惧。因此，针对穷人的金融教育是进一步促进普惠金融的基础，这是针对穷人的金融服务能力建设问题。

小型和微型企业也有能力问题。中国有许多小微企业。据统计，全国有120多万中小企业，约有8000万注册的微型企业在工商注册，但它们的平均寿命只有2.5年。银行以公共储蓄为基础放贷，因此它们有责任确保资金安全。银行是否愿意为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与自身能力密切相关，包括产品、生命周期、管理模式以及与社会的互动。因此，中小企业的能力也与促进普惠金融相关。

此外，金融机构作为金融服务供应商的能力也是一个关键因素。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相对较高，特别是经过规范和标准化后，各项成本增加，竞争更加激烈，实际风险也增加。因此，金融机构应该对这些企业有更多的了解，为中小企业提出风险识别机制和商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