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们敢生愿生“二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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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3日，来自安徽合肥的秦步舟和李夫妇在家中合影。新华社记者刘军喜照片

新华社

核心阅读

两个孩子出生数量的增加和一个孩子出生数量的减少相互抵消，导致总生育率的小幅上升

如果人口结构下降或增长过快，就会导致不稳定和不和谐，从而影响国民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稳定

在处理人口问题时，我们不仅要看相对数字，还要看绝对数字。我们不仅要考虑人口规模和经济，还要关注社会、文化和历史因素，防范极端人口政策带来的不可预知的后遗症

“孩子太孤独了。”王林(化名)在北京的一家公共机构工作，他和妻子一年前决定要生第二个女儿。“在生孩子之前，我同意我爱人的意见，第二个孩子出生后，她不工作，全心全意地照顾孩子。”王林承认，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经济和时间成本是决定是否要两个孩子的主要制约因素。

“两个孩子”政策实施两年来，越来越多的家庭决定要两个孩子。

根据国家人口发展计划(2016-2030年)，中国的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从长远来看，生育率有下降的风险。近年来，根据我国人口发展的趋势，中央政府做出了调整和完善生育政策的重大决策部署，如“独生子女”和“两个孩子全面发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新的成效。

为了让更多的家庭“敢生两个孩子”和“愿意生两个孩子”，各地也在努力。今年6月底，辽宁省提出为有两个孩子的家庭探索更多激励政策。陕西省统计局建议出台鼓励生育的措施...

"人口是一个国家的基本资源."许多接受采访的专家告诉记者，随着生育政策调整和完善的效果不断显现，中国的总生育率将逐步提高并稳定在一个适度的水平，避免陷入“低生育陷阱”。同时，考虑到人口变化的滞后性及其影响，未来中国将更加重视人口结构的调整，通过一系列政策设计，确保人口世代顺利更替。

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明显

王林一年前决定要生两个孩子，现在他越来越相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后，我的第一个孩子很快意识到他有了一个妹妹，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并分担了责任，他的家庭变得更加活跃和温暖。”

王林说，在国家完全放开二胎生育后，全国许多朋友和同事都选择了二胎。当然，许多人开始时犹豫不决，担心他们没有足够的精力和资金，担心他们的孩子无人照看，担心他们不能接受更好的教育，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王林是很开放的:“我们对孩子没有太高的要求，只要她健康成长。”

然而，也有一些家庭不像王林那样豁达，许多实际的压力使他们放弃了要两个孩子的想法。

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的陈静最近做出了一个痛苦的决定:放弃生两个孩子。她说:“主要是因为父母年龄大，照顾两个孩子比较困难，他们害怕影响家庭的和谐；另外，我身体不好，属于老年人，所以我放弃了。”

据她估计，很多将要有两个孩子的朋友因为经济问题选择了放弃。“现在养孩子太难了，养两个孩子的负担还很重。”。

那么，从“独生子女”到“全面二孩”，中国生育政策的调整对出生人口有什么影响？

根据国家统计局今年年初发布的数据，2016年和2017年，中国的出生人数分别为1786万和1723万，分别比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的“十二五”期间的平均出生人数多出142万和79万。2017年，出生儿童人数比2016年增加了162万，达到883万，占总出生人口的一半以上。然而，2017年出生的儿童人数为724万，比2016年减少了249万。

“自从实行二胎政策以来，二胎的出生人数一直在意料之中，但比我们的判断略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带领的课题组，曾受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委托，对“独生子女”和“两个孩子全面发展”的政策影响进行了预判研究。他告诉记者，从目前的数据来看，一方面两个孩子的数据有所增加，这抑制了此前多子女和两个孩子生育率的下降趋势。另一方面，独生子女生育率下降太快。以前，一个孩子的生育率变化不大，但近年来，不仅一个孩子的数量减少了，而且生育率也在下降，这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总的来说，两个孩子出生人数的增加和一个孩子出生人数的减少相互抵消，导致总生育率的增加微不足道。”王广州说。

总生育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每个妇女在育龄期所生子女的平均数量。在国际上，人们普遍认为总生育率为2.1，这是一个国家实现和保持代际更替的基本条件。总生育率低于1.5称为“低生育率陷阱”，低于1.3称为“极低生育率”，不利于人口更替和未来发展。

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国的总生育率一直在1.5至1.6之间。二胎政策实施后，前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去年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的总生育率上升至1.7以上。

“近年来，中国二胎政策的实施对二胎生育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影响。然而，从长远来看，总生育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低于更替水平，而且生育率下降的风险很大。我们要继续审时度势，积极稳妥地调控，确保人口世代顺利更替。”王广州说。

防止人口结构变化过快

据估计，在二胎政策实施之前，每年出生的儿童人数约为900万至1000万，每年出生的儿童人数约为500万至600万，三胎及以上的儿童人数约为100万。2017年，一胎出生人数下降了120%，这掩盖了二胎出生人数的增加，导致出生总数下降，总生育率下降。

那么，为什么近年来中国的新生儿数量，尤其是一个孩子的数量大幅下降呢？

国家统计局人口与就业司司长李希表示，这与近年来中国育龄妇女数量下降有关。2017年，15-49岁育龄妇女人数比2016年减少400万，20-29岁育龄妇女人数减少近600万。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国女性的初婚和生育年龄不断推迟，女性的生育意愿也有所下降。

"应该注意的是，生育行为是一种社会、文化和经济选择行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陆一龙告诉记者，影响人们生育意愿的因素不仅是抚养孩子的成本压力，还有许多实际因素。例如，现代教育制度、城市生活方式和生活压力普遍推迟了城市居民的婚育年龄，也影响了人们的生育观念，导致出生率下降。

“例如，在大城市，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年龄普遍较高，这大大降低了育龄夫妇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意愿。”卢一龙说。

王广洲认为，人民教育水平的迅速提高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肯定有利于人民的发展；然而，人们对生育率的看法会相应改变，这将导致生育率从数据上下降。他还坦率地说，“这在发达国家也是普遍现象。简而言之，有些政策不是天生的；鼓励生育没有什么效果。”

“我们担心的是，人口结构的迅速减少或迅速增加将导致不稳定和不协调的现象，从而影响国家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稳定。”王广州说。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告诉记者，从长远来看，低生育率将导致人口代际失衡、人口活力和创新萎缩等。这将导致出生率严重下降、人口迅速老龄化、性别失衡和婚姻挤压、城乡和地区间人口分布不均等社会问题。

他认为，中国一些发达地区出现的晚婚、晚育、少生现象，以及一些地方出现的“被动晚婚晚育”和“选择性独生子女”现象，政府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生育政策的调整应该是“组合拳”

许多受访者告诉记者，生两个孩子主要取决于家庭成员的意愿、经济能力和现实条件。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育儿费用、谁来照顾孩子以及工作场所的压力，使得许多想要两个孩子的家庭望而却步。

王林说，婴儿护理是他最关心的问题。目前，由于我国婴幼儿护理行业发展滞后，许多儿童在3岁上幼儿园之前只能呆在家里，由老人或其家人照顾。

由此可见，只有解决了产前产后的许多实际问题，才能使更多的人“敢于生两个孩子”和“希望生两个孩子”。

因此，今年6月25日，辽宁省政府发布了《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提出建立和完善两个孩子的综合扶持政策，如生育扶持和子女抚养。包括完善针对有两个孩子的家庭的税收、教育、社会保障和住房政策，以及探索针对有两个孩子的家庭的更多激励政策。

6月29日，陕西省统计局发布了《陕西省2017年人口发展报告》。报告建议出台鼓励生育的措施，通过补贴和奖励生育来提高生育意愿，积极完善配套政策和措施，提高妇幼保健水平，优化育儿环境。

8月2日，湖北省咸宁市出台了两个孩子的综合扶持政策，鼓励将两个或两个以上妇女的产假延长至六个月，报销费用，并试行弹性工作制。

根据2016年底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计划(2016-2030)，中国的总生育率将在2020年达到1.8。同时，《计划》要求科学评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对生育行为的影响，跟踪评估二孩政策的综合效果，密切监测生育水平的变化趋势，做好政策储备，完善计划生育政策。

据王广州介绍，根据国际经验，许多已经进入“低生育陷阱”的国家都采取了许多鼓励生育的措施，并千方百计地鼓励生育，但效果并不大。从中国目前人口状况和生育状况的变化趋势来看，鼓励生育措施在短期内可能会产生一些暂时的效果，但从长期来看，建立健全的政策应对是根本措施。

“接下来，我们应该正确判断人口变化的趋势和特点，并提前分阶段规划全球或局部人口增减所带来的问题。例如，为了应对当地的生育高峰，各地应配备足够的基础设施，提前满足婴幼儿的出生、发育和教育需求；对于出生人口减少的地区，也有必要重新配置相关的公共服务和资源。”王广州说。

卢一龙认为，在处理人口问题时，不能只看相对数或绝对数。我们不仅要考虑人口规模和经济状况，还要注意社会、文化和历史因素，“警惕极端人口政策带来的不可预知的后遗症”。

他建议未来的生育政策调整应该更加灵活，而不是“一刀切”，要注意“组合拳”，既要鼓励生育两个孩子，又要在生育、移民、就业、保障等诸多方面做出相应的调整。

“在生育意愿低、生育成本高的时代，生育不仅是个人的事，也是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中国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对人口、生育、儿童、家庭和老年人友好的统一政策、制度和社会价值体系。”穆光宗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