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欠薪，我们有信心（民生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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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前夕，在江苏省连云港市(601008，医务所)，农民工向全队展示了他们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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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雇主或单位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例逐年下降，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例从2010年的1.4%下降到2017年的0.5%。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得到明显遏制

从今年第四季度到2019年春节，我们将继续组织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检查，推动企业尽快落实月全额工资和农民工实名制管理等制度措施

几天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了拖欠农民工工资企业的第二份“黑名单”。出台工资支付考核细则，实施多部门联合处罚，建立欠薪企业“黑名单”...近年来，为解决长期存在的农民工工资问题，各种政策相继出台。2016年，国务院出台了欠薪处理时间表，明确了到2020年实现农民工无欠薪的目标和任务。如今，它离这个时间节点越来越近了。管理拖欠工资有什么影响？在确保农民工工资支付方面，我们还面临哪些挑战？如何处理它？

农民工的快乐

我感到如释重负，从年底哭到每月领工资

“付钱！”赵立业刚刚成为北京朝阳区光华路一个建筑工地的队长，他精力充沛，总是通知同事们尽快检查他们的银行账户。作为一名“老”农民工，赵立业也为“打工仔”感到难过。现在，他笑着松了一口气:“现在保护好多了，劳动合同也签了。关键是要按月领工资。”

从关注到救助，在这一变化的背后，国家近年来大力纠正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

农民工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但在过去，他们中的一些人经常流汗流泪——讨薪问题由来已久。到2001年，这个问题已经进入公众的视野，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面对拖欠工资的问题，许多地方已经出台政策，开始采取追讨行动。例如，2002年，北京对恶意拖欠工资的建筑企业实施了“一票否决”，深圳设立了一个保护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基金。自2005年以来，有关部门开始探索解决拖欠工资问题的长效机制，先后开展了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检查，明确了总承包企业应对农民工工资负总责。到2016年，国务院提出，到2020年，要努力实现农民工基本不拖欠工资的目标，要从根本上治理拖欠工资问题，要做好全面的制度安排。

如今，赵立业所说的三个关键词:银行账户、劳动合同和月工资都是实施上述政策和措施的例子。签订劳动合同使农民工在追讨工资时有据可依；办理工资银行卡可以让农民工拿到工资的“支票本”。它们是否发行一目了然；月薪为农民工领取工资提供了一种“保险政策”，分散了集中支付带来的欠薪风险。这三项政策相互联系，相互依赖，为农民工工资支付编织了一张“安全网”。

“近年来，人们明显感觉到国家重视保护农民工权益，劳动保障执法力度越来越大。对开发商、承包商和承包商都有严格的限制。”来自山西吕梁的张泽龙是一名有30年经验的承包商。他告诉记者，在承包工程时，他必须在开工前向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支付工资保证金。此外，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将不时与承包商进行面谈，并明确要求不得拖欠工资。

从工资支付链的每个节点来看，对农民工工资的保障最终也迫使前端主体改进管理模式。“对于总承包企业来说，过去劳务企业和农民工的管理深度不够。现在劳动管理更加精细，就业动态更加细致，工资保障要求更高。所有项目资金应优先用于农民工工资；对于劳务企业而言，支付压力的增加也将迫使企业细化任务分配、员工管理、绩效考核、工资结算等任务，并加强对出勤情况和工作效率的监督。”中国建设第二工程局北京分局劳动管理处处长卢百华说。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雇主或单位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例逐年下降，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例从2010年的1.4%下降到2017年的0.5%。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得到明显遏制。

承包商的麻烦

开发商的付款比例很低，预付款让承包商有点压力

经过多年的不断管理，农民工的工资已经由困难变得容易，但仍有一些顽疾需要治愈。

“我们现在在第一季度结账，不包括食物和住处，每周给零花钱三五百元。”老张来自河北定州，去年和他认识的一个承包商来到北京。目前，他在朝阳区的一栋房子的装修工程中兼职。“如果你熟悉工头，你就不会签劳动合同，也不会相信他的信用。”

老张的经历反映了当前农民工工资支付中存在的问题:月工资全额支付没有完全实现，劳动合同没有取代“口头合同”。

记者走访发现，老张提到的季度支付实际上是从集中支付到按月支付的过渡形式。在一些偏远的三、四线城市，年底或工程竣工时农民工工资的集中支付仍然存在。为什么农民工的月工资很难支付？

陆百华解释说，在大多数工程项目中，上游开发商支付的比例往往不高，总承包企业需要预付资金才能开工建设。特别是对中小企业来说，材料支出的预付款压力更大。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提前支付下游农民工的工资。“农民工的工资可不是小人头。工资总额一般占项目资金的20%以上。工资和材料费都在承包企业身上，压力有点大。”卢百花说道。

当压力继续通过总承包企业向下传递时，承包商的寿命也是“紧的”。“对我的承包商来说，每月付款很困难，因为他只做‘小工作’。”张泽龙坦言，比如一个20万元的项目，如果多花点钱，人工成本会更高，然后再招聘财务会计。因此，承包商通常负责财务并一次性支付工资。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工资集中支付之所以还能存在，是因为承包商长期以来没有依赖合同和信用。在某些领域，承包商作为中间人，并不在双方都签合同，仅仅依靠“一张嘴说话”。“我所做的是组织人民的工作，依靠的是‘一分十，十分一百’所积累的信用。如果我失去了这个级别的信用，除非我不打算这样做。”张泽龙说道。

陆百华介绍说，目前，中国劳务公司的发展不平衡，自有工人比例较高，管理方法比较细致。但是，为了扩大规模，一些劳务公司会找小承包商带一批人到社会上工作，管理比较松散。如果承包商的信用好，一切都可以顺利进行，如果他遇到信用差的承包商，他很可能会发生拖欠工资的事件。

"目前工程建设领域仍是拖欠工资最严重的领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指出，市场秩序不规范，违法分包、分级分包、拖欠工程款等问题仍大量存在。部分制度建设和属地监管责任尚未完全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任务仍很艰巨，工资支付保障体系有待进一步落实。

监管者的决定

从源头入手，创新相关制度，加大惩戒力度

“要实现2020年农民工基本不拖欠工资的目标，最大的困难仍然在于如何解决工程建设领域的拖欠工资问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工程建设领域拖欠工资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前期基本建设、各级分包、工资支付、工程款结算等的纠缠。

陆百华介绍，所谓的分包过程一般是这样的:发包人将工程承包给总承包人，总承包人与劳务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根据工程规模和工种，劳务公司将其分包给负责不同工种的班组，班组工长吸收和组织民工。

这种逐层分包模式在工程建设项目中被广泛采用，因为它有助于责任到人，提高效率和工程质量，但也客观上延长了支付链，进一步增加了支付风险。

“要解决拖欠工资的问题，我们必须从源头抓起。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发挥部际联席会议和地方工作协调机制的作用，与行业主管部门合作，加大源头治理力度，进一步清理和规范工程建设领域的市场秩序，严厉打击承包、违法分包、分级分包和超前承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

除了加强监管，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制度创新是不可或缺的。“可以考虑建立一个绿色通道，让业主单位直接向农民工支付工资，渗透到总承包企业、劳务公司和承包商，在雇主一级协调农民工名单及其身份证号码和银行账户，从源头上保护农民工。工资支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建议。

陆百华建议:“由于农民工的约束程度较低，流动性较高，今后劳动企业的综合管理职能可以逐步淡化，总承包企业可以直接与专业化工种队伍对接，从而减少支付环节，提高管理水平。效率，更好地对接农民工。”

此外，要加强处罚力度，使拖欠者处处受到限制。“黑名单”管理系统将继续实施。在现有出版物每六个月一次的基础上，将增加到至少每季度一次。对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关注的重大案件，可随时向社会公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今年第四季度到2019年春节，将继续组织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检查，全面排查拖欠工资问题和拖欠工资隐患，尽快推动企业和每个在建工程落实农民工月足额支付和实名制管理等制度措施。

《人民日报》(2018年10月19日，第1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