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政策激励 为“好的金融”提供沃土

本篇文章2451字，读完约6分钟

持证人:我们的记者马梅罗

特邀嘉宾: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华富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鲁正伟

自2015年起，绿色与创新、协调、开放、共享被列为五大发展理念，建设生态文明体系、全面推进绿色发展、解决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成为国家重点任务之一。

与之相伴的是绿色金融的快速发展。截至2018年第三季度，中国绿色贷款余额超过9万亿元；绿色债券突破5000亿元大关；绿色金融激励约束政策和绿色金融标准建设取得重大突破，绿色金融市场进入追求更高质量发展阶段。

然而，目前绿色金融的发展仍然面临一些困难，包括国内绿色评价标准不统一；绿色金融评估约束过多，激励不足，市场参与者积极性不高；绿色金融发展能力不足。我们应该如何突破上述困难，让金融的活水真正滋养绿色发展项目？

就上述问题，《金融时报》记者与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华富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鲁正伟进行了深入对话和讨论。陆政委表示，金融监管的目的是遏制“动物精神”等“不良金融”因素，为“好金融”的发展提供沃土。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推进多层次绿色金融体系的建设十分重要。

寻找绿色工程的统一度量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近年来，我国绿色金融体系建设一直在不断完善，但绿色金融产品的认定标准存在差异。例如，一些绿色改造项目可以解决高污染和高能耗的问题，但由于这些项目属于高能耗和高污染的行业，一些金融机构并不支持这方面的项目。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鲁正伟:就国内标准而言，绿色项目有三大标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绿色信贷统计系统”中有12类项目，绿色黄金委员会制定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15年版)”中有6类项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绿色债券发行指引”中公布了12类绿色项目。这些在项目维度中被定义为绿色项目，而不是在行业维度中。因此，

从绿色标准的识别来看，目前我国的绿色标准只区分“绿色”和“非绿色”，而不是对项目或经济活动的绿色程度的连续描述。如果有一天我们在研究中得到这样的研究结果，从而使每一项经济活动都能有一个可衡量的“绿色价值”，那么这种差异就不会存在。

探索绿色信贷之外的绿色金融体系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截至2017年底，中国整个绿色金融的融资余额约为9万亿元，其中95%为绿色信贷。然而，大多数节能环保项目初始投资大、回收期长、中长期融资需求高。这种矛盾很容易导致绿色产业和绿色金融产品的成熟度不匹配。解决这个问题的好办法是什么？

鲁正伟:与绿色信贷项目相比，绿色债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期限错配的问题。根据气候债券倡议的统计，中国41%的绿色债券的期限超过5年，国际上大多数绿色债券市场的期限为5至10年。因此，绿色债券可以成为企业开发中长期绿色项目的重要融资渠道，也是解决期限错配问题的重要途径。

其中，绿色债券的范畴可以进一步扩大。考虑到相当数量的绿色项目离不开政府投资，中国未来可能会考虑发行绿色政府债券。对于国家绿色工程，如长江流域治理和保护，地方政府往往治理效果不佳，因此中央政府应发行绿色政府债券，集中投资，有效解决流域外部性问题；对于许多地方项目，我们可以考虑发行绿色地方政府债券。

与普通债券相比，绿色债券对发达经济体的投资者更具吸引力，这有助于投资者多元化并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这种债券期限长、成本低，可以缓解绿色融资的典型困难。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除了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中国的绿色金融目前还能在哪些方面发挥作用？

鲁正伟:除了发行绿色债券，保险的绿色投资也应该是绿色项目的一个重要资金来源。保险资金的特点是长期稳定的收入，这正好符合绿色项目的特点。

此外，它还可以促进绿色资产证券化。绿色资产证券化可以通过结构化安排和其他信用增级方法来发展，降低普通投资者的投资风险，帮助绿色产业吸引长期低成本的社会资金。近两年来，在政策的鼓励下，我国的绿色资产证券产品已经开始发展，但规模仍然很小。根据风能数据，截至2018年9月底，绿色abs余额仅占绿色债券余额的3.65%；在绿色信贷资产证券化方面，只有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共发行了三张票据。中国有8.5万亿元的绿色信贷资产需要振兴，这一领域未来的发展空间很大。

支持绿色金融，政府必须做得更多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众所周知，发展绿色金融的最大问题在于企业的可持续性。由于绿色项目的环境外部性很难内部化，许多市场导向的机构没有动力来促进绿色金融产品的业务。你认为金融机构应该如何被激励？

鲁正伟:政府在激发金融机构提供绿色融资的热情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

首先，政府有责任制定绿色标准，使各种绿色激励和约束措施能够付诸实施。

其次，制定绿色产业政策，促进绿色产业在商业上的可持续发展和传统高污染产业的转型升级，从而吸引金融机构增加相关领域的投资。

第三，为绿色融资提供必要的激励。例如，对绿色信贷进行定向RRR减量化、降低绿色资产的风险权重以及赋予绿色债权优先权，可以激发金融机构投资绿色领域的积极性。

其中，有针对性的绿色信贷RRR减让尤为关键，从资本成本和资本周期的角度来看，可以缓解绿色项目特有的低收入和融资周期长的问题；降低绿色资产的风险权重是鼓励银行向绿色项目投入更多资金的关键。此举旨在引导金融机构前瞻性地考虑未来经济转型的环境风险影响，将绿色项目和绿色金融产品的“正外部性”转化为执行机构的“比较优势”；赋予绿色债权优先权相当于提高其优先权，使绿色债券成为相对安全的资产。这两项措施是对“正外部性”项目的鼓励，这些项目将长期和更“可持续”的价值转化为经济激励。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席勒在《金融与美好社会》中所说，金融有“好金融”和“坏金融”。“好的金融”应该能够引导经济活动走向人们所期望的光明未来，而金融监管的目的是抑制“坏的金融”因素，如“动物精神”，为“好的金融”的发展提供肥沃的土壤。因此，监管当局应积极开展国际(巴塞尔委员会)与国内的协调，建立“绿色”与“金融”的耦合关系，使金融最终成为支撑人类美好未来的助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