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体捐献让生命再次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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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3月30日，《北京日报》第一版

1991年6月22日，《北京日报》第6版

2000年6月2日，北京日报，第9版

2012年清明节前夕，医学院师生代表在“生命”纪念碑前庄严献花，表达他们的悲痛和敬意。孙山/照片

1999年5月8日，北京日报，第7版

2000年，医学院的学生向躺在他们面前的无私的遗体捐献者深深鞠躬。张宏江/照片

2002年，一名患有肾病的14岁男孩在其父母的陪同下，办理了遗体捐献的公证手续。梁/照片

2000年，几个老人在联合医学院的身体登记接收站填写登记表。张宏江/照片

2017年2月20日，《北京日报》第二版

2011年7月12日，北京日报，第7版

最后的死亡，就像最初的出生一样，是生命中不可避免的；最后的晚霞，就像第一缕晨光，照亮了世界——这两种诗意的哲学曾悬挂在首都医科大学遗体捐献接收站的中央大厅。每年清明节前后，接收站都会迎来一波遗体捐献高峰。人们已经去世，但生活以另一种方式继续。

48名市人大代表签署捐赠倡议

北京医科大学拥有完整的人类骨骼。每一个医科大学的学生都敬畏它，因为看到它就好像看到了前医科大学校长胡传魁教授。

在1982年召开的北京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上，胡传魁、叶公绍、严等48位市人大代表联名签署了《捐赠人体用于医疗的议案》。

他们发起了一项向医疗卫生战线的小编辑捐献遗体的倡议:“既然我们可以在有生之年为祖国的医学进步贡献我们的一生，为什么我们不能在死后为人民的健康发展捐献遗体呢？”“我们在这里公开发表我们的遗言，并在死后自愿将我的遗体捐献给祖国，用于烧伤修复、器官移植、教学观察和医学科学研究。”(1982年3月30日，北京日报，第一版，捐赠身体用于医疗)

1986年3月17日，胡传魁去世。《北京日报》1991年6月22日第6版《死亡并不意味着终结》报道，胡传魁的尸体在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进行了病理解剖，为医务人员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病理切片和资料。之后，老教授的遗体被送回北京医科大学，解剖教研室继续完成他的遗愿的后半部分:充分利用其他组织及其骨骼，以利于教学。医科大学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将胡教授的骨骼制作成精美的骨骼，并举行隆重的揭幕仪式。

那时候，为什么48个市人大代表集体提议捐献遗体？这与极度缺乏尸检和捐赠有关。

病理解剖学可以为后来的许多病人提供诊断依据，但当时很少有人赞同病理解剖学。此外，教授解剖学的尸体很少。解剖学教学为医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按照正常的教学要求，人体解剖学实验课应该给四个学生分配一具尸体，但当时北京很多医科大学的实验课总是用8到10个学生来使用一具尸体。在中专医学院，数十人和数百人“观看”解剖尸体。一具尸体甚至需要很多年，老师不愿意让每个人都这样做，因为担心学生会弄坏标本。一些中学生学习医学，他们甚至不知道人体内有什么。

协和医科大学人体形态学教授曹当时说:我们每个人生病后都想找一个好医生，但是好医生是怎么培养的呢？对医学生来说，人体解剖学是学习医学知识的第一步。

捐赠和不捐赠概念的冲突

《北京日报》公布了48名市人大代表的倡议后，仅在四天内就收到了十多封读者来信，表达了他们捐赠遗体的意愿。医学院和大学也接到了要求捐赠遗体的电话。

首都医科大学于1992年12月16日接受了第一笔自愿捐赠。一位姓程的四川移民女孩在北京接受治疗期间，得到了善良人们无私的帮助。程潇向第一医科大学求助，要求在她死后捐出她的身体用于科学研究和教学，以回报北京人和整个社会的爱。

有些人不应该被遗忘:尹峰，前水利部总工程师，在他去世前多次要求捐赠他的遗体。1998年9月尹峰去世后，他的孩子们按照他的遗愿完成了他的捐赠。

70多岁的北京市经贸委干部何从1989年开始写信联系他，最终如愿以偿。

然而，仍然有一些这样的例子。在20世纪90年代的北京，捐赠遗体仍然超出了许多人的接受范围。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身体受父母的影响”"既然我们最后都得来，我们就应该彻底走."传统观念和舆论压力就像一张无形的网，把人们联系在一起。

顺义农民王占强决定捐出自己的身体。听完之后，我母亲流着泪说，“将来，我的儿媳妇和你不能去坟墓。她能同意吗？”当你和某人打交道时，你不能告诉别人。王占强的叔叔砰的一声说出了下一句话:“尸体已经不在了，但你没有坟墓。”。你应该考虑一下。"

一位姓吴的老人想在死后捐献他的遗体，但是他的孩子们强烈反对。他们冲着老人喊道:"如果你真的捐了自己，我们的邻居会说我们不孝，我们负担不起这种罪行。"老人不得不放弃。(《北京日报》，第9版，2000年6月2日，“这也是生活的延续”)

一些开明的病人家属自愿签署协议，在医院捐赠他们的身体，但是一旦他们的亲人去世，许多人就食言了。(1994年12月10日，北京日报，第6版，尸检:为人类)

1999年，有三个接收站

1999年五一前夕，北京市成立了遗体自愿捐赠办公室，并设立了协和医科大学、北京医科大学和首都医科大学三个遗体自愿捐赠登记受理站，标志着北京市遗体规范化自愿捐赠工作正式启动。

经过17年的宣传，从1982年NPC代表的联合倡议到1999年登记站的建立，人民的接受程度明显提高。就连登记站的工作人员也没想到，在该站开放后的几天内，会有超过120人登记并将遗体捐献给三个接收站。

北京铁路工程公司的经济学家李明星在北京医科大学正式工作的第一天就来注册了。她告诉记者，“我知道可供尸检的尸体很少。我以前得过重病。是北京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治好了我的病，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不认为普通人能做出什么伟大的贡献。将遗体捐献给医疗事业也可以被视为为社会做了一些事情。”

当时，75岁的张国金先生拿着馒头和榨菜，从姚家园乘公交车到北京医科大学注册。他出生在一个医疗家庭，希望死后能为医疗事业做出贡献。(《北京日报》，第7版，1999年5月8日，“100多名志愿者捐赠遗体”)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全市已有1500人注册。

2000年3月2日上午，联合医学院解剖教室的气氛庄严肃穆。这一天，联合医科大学97级临床医学系的62名学生第一次上了解剖学课。教室中间的解剖台上躺着这座城市里第一位遗体捐献者，这是在遗体接收站建立之后。

这是一位老人，他于1999年夏天因病去世。他死后的第二天，他的亲属将他的遗体捐献给了联合医科大学。

早春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洒进解剖教室，62名大学生向躺在他们面前的无私的遗体捐献者鞠躬三次。

“每次你接受遗体的捐赠，都是一种精神净化。请记住这些志愿者为全社会奉献一切的崇高精神。请不要嫉妒他们的真实感受。”上课前，协和医科大学何伟教授的肺腑之言震撼了同学们的心灵。他们轻轻地打开裹着的白布，庄严地开始了他们的第一堂解剖学课——理解大腿骨的三角形结构。

每年清明前后是捐款的高峰期

随着登记接收站的建立，北京市遗体捐献工作发展迅速。

截至2009年清明节，该市三个接收站的申请人数超过10，000人，其中817人已经捐献了遗体。这些捐赠者包括百岁老人和两岁儿童，包括工人和农民、大学生和教授。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每年清明节前后，市民都更加重视遗体的捐赠。每天，三个接收站都会接到许多电话询问，申请人数是平时的几倍。(2009年4月11日，《北京日报》，第6版，“更多清明节后遗体捐献申请人”)

对于遗体的捐赠，有些人看得很轻。当他们来到办公室时，他们什么也没说就填写了志愿者手册。整个过程简单自然；也有许多人在做出决定后，不得不深思六个月到一年，并不时打电话给接收站咨询。决定捐献遗体的人在完成内心挣扎和选择后，通常需要至少半年的心理建设。

捐献者死后，接收站会等待家属主动联系，而不是提问。最后的选择，由家庭成员决定。这不仅是一条规定，也是一种尊重。(《北京日报》，第8版，2012年4月5日，“以红十字会的名义向“总老师”致敬”)

2014年2月26日，43岁的范涛在家人的陪同下，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和《人体器官和遗体捐献申请表》。

2009年，范涛突然被诊断患有神经胶质瘤。他在《北京日报》做了15年的记者，上面提到的“死亡并不意味着结束”的报道就是他写的。

开颅手术，放化疗，肿瘤复发，再次化疗...当他的生命进入倒计时时，他做了一个决定——申请器官捐献和遗体捐献。

2016年8月26日晚上8: 30，人民医院手术室。在无影灯下，范涛静静地躺在手术台上，心电图变成了一条直线。四名医生向他深深鞠躬。

一个多小时后，他的遗体被送往北京大学医学中心，他成了一名“普通教师”，带领医科学生走进了人类科学的大门。第二天，他的肝脏和肾脏已经在三个病人身上工作了。不久之后，他的角膜让两个病人再次看到了这个多彩的世界。(2017年2月20日，《北京日报》第2版，“空顾”)

生命纪念碑前的纪念

遗体已经被捐赠，甚至没有墓碑。对亲人的哀悼放在哪里？

2004年，为了纪念遗体捐献者，市红十字会在长清花园骨灰林基地建立了一座生命纪念碑。

从2007年开始，每年清明节前后，各大医学院的师生、医务工作者、红十字志愿者和遗体捐献者的家属都会来到生命纪念碑前举行追悼会。(2011年7月12日，北京日报，第7版，“遗体捐献者哀悼日”)

在2012年的追悼会上，身着便衣的黄丽将一束黄色菊花放在刻有她父亲名字的纪念碑前。"看到这么多学生前来向我父亲致敬，我非常感动。"

追悼会结束后，学生们久久不愿离去，有些人在纪念碑前摆放花篮和花束，有些人用手帕轻轻擦拭纪念碑上刻的名字。田瑞是北京协和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的一名2009级学生。她动情地说，“在我们的医疗生涯中，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沉默无私的普通老师。我们没有权利也没有理由让他们失望。”(2012年3月25日，北京日报，第二版，“给一位“普通教师”打电话，向你深深鞠躬！“)

"从土葬到火葬是一种进步，从火葬到捐赠是一场革命."这是红十字会的口号。自1982年NPC代表发起捐赠遗体的倡议以来，已经过去了38年。在过去的38年里，人们对遗体捐献的想法比过去几个世纪积累的改变更多。截至2018年底，该市已有25，000多人报名自愿捐献遗体，其中2，962人捐献了遗体。

死者已经死亡，遗体的捐献者选择给予，同时，他也开始了持续希望的旅程，生命以这种方式再次绽放。(正文:侯莎莎，历史数据:鲍静集团图形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