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党代表的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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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 这是我们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赛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召开的非常重要的大会，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 对具有96年光荣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即将召开的十九大是新的历史、新的考验、新的历史起点和新的历史节点。 习近平总书记说:“一切前进，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 不管走多远，走多辉煌的未来，都不要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要忘记为什么出去。 》在这个新的历史节点接近的时候，我们邀请了中央党史研究室科学研究管理部主任李颖研究员，和我们一起接近党大会，回顾党大会的历史，总结党大会的作用，汲取了继续前进的动力。

大的13个代表是如何选出的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组织是在上海建立的。 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初期组织正式成立，陈独秀担任书记。 10月，北京共产党成立了初期组织，李大钊是书记。 从1920年秋天到1921年春天，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建立了共产党的初期组织。 在欧洲和日本，中国留学生和华侨中的先进分子也建立了共产党的初期组织。

根据共产国际代表梅林等人的建议，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李达、李汉俊与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进行了书信协商，决定在上海召开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很快，他们写信给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及旅馆、驻日华人共产党的初期组织，通知他们各派两名代表去上海出席大会。

接到会议通知后，旅法共产党的初期组织由于路途遥远，未能派代表回国，此外，各地共产党的初期组织作出了积极的反应，派遣了代表。 当时党在建设中，由于没有统一的规章制度和严格的组织手续，各地共产党初期组织的活动优势也不同，党的活动处于秘密状态。 这是因为各地代表的发生方法不同，到达上海的时间也相继出现。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接到通知后马上开会讨论人选问题。 刘仁静随后说:“1921年暑假，我们几个北大学生在西城租房子开补习学校，为报考大学的青年学生补习。 张国焘教数学，物理，邓中夏教国文，我教英语。 这时我们收到上海的信(可能是李达写的)，说最近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让我们选两个人参加。 我们的几个身体张国焘、我、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在会议上进行研究，但我不记得会议是谁主办的。 ”。 “在会议上，有人叫邓中夏去上海会议，有人说邓中夏去不了，有人说罗章龙也去不了，所以我和张国焘两个人决定出席《一大》。 ”。

张国焘作为北京党组织的代表，需要参与很大的准备。 这是因为代表出生后，他马上出发去上海了。 刘仁静于1921年6月底出发，与邓中夏、黄日葵同行，从北京开车南下，7月2日到达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年会。 后来刘仁静离开南京去了上海。 我到上海大约是在7月7日。

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是毛泽东、何叔衡。 根据谢觉哉1921年6月29日的日记，“下午6点叔平衡去上海，同行润之”。 谢觉哉在1952年想起这件事说。 “有一天晚上，乌云想下雨，听说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马上要去上海，我觉得他们俩的行动‘突然’，他们俩又不肯送我们去轮船。 后来他们俩得知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即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 ”。

武汉的共产党初期组织代表是董必武和陈郯秋。 陈潭秋回顾说:“1921年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子学校楼上，7月下旬，突然新来了9名临时住宿客人。” “这些人本来是各地共产主义集团的代表，为了正式组织共产党他们约定来上海开会。 ”。

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是王极美、邓恩铭。 张国焘从北京飞往上海的途中，过济南时下车停留一天，约王施美、邓恩铭等人在大明湖游船上详细谈话。 张国焘离开不久，他们也坐火车南下，大约6月下旬到达上海。

广州共产党初期组织接到上海的通知后，在党员谭植棠家开会，当选为大代表。 除广州党组织成员外，陈独秀、包惠僧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选举陈公博为广州代表。 他于7月14日和新婚妻子李励庄一起从广州出发，经由香港搬到上海。 陈公博回顾说，1944年，“上海利用暑假举办第一次代表大会，广东举我出席”。 包惠僧是广州陈独秀派来的，上海也参加了会议。

上海的共产党初期组织也给在日华人的共产党初期组织成员，例如东京的施存统、鹿儿岛的周佛海写信。 这个时候，施存系来日本的时间不长，作业也很辛苦，所以我建议周佛海回国出席党的一大。 周佛海后来说:“继上海同志的信后，我知道7月份将召开代表大会。 不巧暑假期间我回上海了。 ”。 “我是日本留学生的代表”

各地代表纷纷来到上海。 陈公博偕新婚除了住在南京路英华街大东旅外，大部分住在法租界白尔路389号(后为蒲柏路，今太仓路127号)博文女校内。 博文女子学校于1917年举办，会长是黄兴夫人徐宗汉，校长是黄绍兰，约有100名学生。 李达夫人王会悟承担了为外国代表安排住处的任务。

至此，13名代表聚集在上海这个中国最繁华的城市。 快要发生巨大的变化了。

三大代表的区分推荐和秘密赴粤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成立了中国工会书记部，集中力量开展了工人运动。 1922年初香港船员罢工持续13个月来，全国发生了100余次大小罢工，参加者人数在30万人以上。 其中，安源路矿工人罢工、溧煤矿工人罢工是最有代表性的。 1923年2月4日发生的京汉铁路3万工人罢工以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为顶点。 2月7日，军阀吴佩孚血腥镇压罢工工人，共产党员施洋等人相继被杀。 “二十七惨状”发生后，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向低潮。

党在斗争中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敌人非常强大，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尽可能争取同盟者。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不能只依靠罢工和其他合法斗争。 有了这些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投入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大革命(也称为国民革命)运动。

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梅林的提案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于关系问题的决议》，该决议在传到中国后，对促进国共合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召开三大大会后，各地根据中央的通知精神，按照民主程序进行了大会代表的选出工作。 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设有北方、两湖、江浙江和广东四个区，区党组织的名称叫区委。 各区委员会接到中央的通知，要求选出代表参加三大。

据当时北方区委负责人之一罗章龙介绍，1923年5月，中国共产党中央从上海来信。 复印件是关于召开三大问题的，要求北方区根据中央的规定选出代表参加。 据中央通知，北方区委进行讨论，向铁路、矿山和北方区各大都市党支部发出通知，中央打开三大意图，要求各支部重视这项工作，并派出重要场所，如长辛店、天津、唐山、保定等产业工人区

中央规定参加三大条件:第一，第一是产业工人。 第二，各区委书记可以来，但都不能来。 第三，工运负责人。

罗章龙回忆说，中央召开的三大通知文件到达后不久，“中英”(中央符号)单独给时任北方区委书记的李大钊和他写信。 文案理解北方区参加三大准备，要求李大钚和罗章龙参加三大。 最终，北方区委选出李大钊、罗章龙、王荷波、王仲一、王俊等12人为代表，其中大部分是工人，共青团组织也派遣负责人参加，这是全国各区派遣代表人数最多的。

其他区也指定或通过选举派遣了代表。 两湖区有毛泽东、陈潭秋、项英等，江浙区有徐梅坤、王振一、在树德等，广东区有谭平山、冯菊坡、阮念仙等。 中央代表是陈独秀、张国焘、张太雷。 另外，从法国回国的蔡和森、向警预、从苏联回国的芮秋白也参加了会议。 刘仁静是出席共产国际第四届代表大会的代表，梅林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出席会议的。

党的三大前全国各地选出了40名代表。 梅林于1923年6月25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会国际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远东局的报告中表示:“出席大会的代表来自北京、唐山、长辛店、哈尔滨、山东(济南府)、浦口、上海、杭州、汉口、长沙和平江(湖南)。

三大代表选出后，秘密地去了粤。 以北方区委为例，选出的12名代表分三次进行。 为了保密，不坐同一艘船，不坐同一辆车，去不同的日子，但时间不远。 路线从北京坐火车经由天津去上海，然后从上海坐船去广州。 和罗章龙一起上船的是湖北省工会书记部的负责人项英。 到达广州后，罗章龙住在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其他代表从广东区派遣交通局住在指定的地方。 广东省委的对外代号叫“管东渠”。 罗章龙说:“我们每天住的地方不同，有时在谭平山家，有时在广东省区委员会，有时在马林家，有时在其他地方。 中央负责人也不能在代表宿舍，每次会议都有人带路。 其他代表住在代表宿舍。 ”。

江浙区代表、时任江浙区委书记的徐梅坤也更详细地想起了他们一行六人去广州参加三大的过程。 “我和王振一从上海坐船去广州开会，和我们一起坐船去的有李大钊、陈潭秋、在树德、金佛庄共计6人。 现在金两个人是自己出的旅费。 我记得木德没有钱。 急得不得了。 我给他出了个主意，借了邻居朋友妻子的金手镯卖了，买了船票。 船不能从上海直达广州，所以必须在香港呆一天。 我记得在香港和李大钊登陆喝酒。 船到达广州，在太古码头登陆。 这个时候天气已经很热了，街上卖荔枝的人很多，成本很低。 到广州后，广州党组织派人来接我们，在长堤码头。 我们因为认识对方而没有使用介绍信。 我们没有行李。 我只有一个包裹。 一到码头就沿着珠江岸走到“三大”会场。 其他代表还没有到齐，休息两天再开会。 ”。

十二大代表的中青年代表接近40%。

1979年7月末，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指出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已经确立，现在没有处理组织路线问题。 “处理组织路线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最难、最紧迫的问题，是选择接班人。 当然，在组织路线方面，还存在机构臃肿化如何处理、退休制度问题如何处理等其他问题。 庙那么大，菩萨只有那么多，老了不退出，新的进不去是简单的道理。 ”。

党的十二大是从代表的产生到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的选举在全党范围内实现新的旧合作和交替的更大步骤。 在准备选举代表的过程中，各地重视党的事业，真诚要求组织不要提名十二大代表的候选人，给符合要求的中青年干部让位。

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提前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决议党的十二大代表名额为1600名。

1980年4月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会议通过《关于十二大代表选举事业的一些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参加十二大代表要求在召开县、市、州党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的基础上以无记名投票的方法发生， 《意见》还对各方面代表，包括性别、年龄和专业比率及民族等应占的比例提出具体要求。

政治局会议还制定了《关于失去中共中央就业能力的老同志不当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会候选人的决定》。 这是废除干部职务终结制，逐步更新领导班子的重要步骤。

5月中旬，胡耀邦就代表选举事业指出，要选出真正合格的党代表就必须充分酝酿，得到真正多的党员同意，少数人不得“圈定”。 名单没有保密，党员中要公开提到引起议论，不要害怕改变。

经过充分准备，代表选举的工作终于在1982年7月底完成了。 各地党组织选出代表1600名，按比例选出候选代表149名。 在所有代表中，青年代表接近40%，各方面专家、专家占相当的比重。 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38个民族的146名优秀党员当选为代表。 有些代表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但在长时间的革命斗争中为党做出贡献的同志也不少。 各地党组织贯彻中央政治局的“意见”精神，保证了代表的先进性和通用性。

在十二大，一群年轻的面孔为“党代表”的称呼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中国女排选手孙晋芳、周小兰、郎平都出席了十二大代表，当选后她们穿着运动服与大家见面，国家体委又推荐她们的教练袁伟民为十二大代表，仅16个个体单位就有4名正式代表参加党的全体 当时郎平21岁，是十二大最年轻的代表。

农民工代表首次以集体形象出现在党大会上

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党的十八将于2012年下半年在北京召开。 而且，选十八大代表是召开十八大、完成大会各项任务的重要基础。

“我是流浪的农民工，多么能参加十八大，这就是党民主的体现。 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海外记者问我什么是农民工。 我总结说‘身份是农民，做工人的工作，享受是农民的基本条件’。 来自湖北省的党代表、建筑工人余凯新在十八大集团讨论时的感慨。 “我是亿万农民工群体的一员，最终能做出一点意外的选择，越来越多的人感到非常荣幸。 ”当江苏代表程军荣通过朋友的贺电得知自己被选为十八大代表时，他说。

在十八大，26名农民工的身影特别引人注目。

2011年10月，中央发布了《关于党的十八大代表选举事业的通知》，全面部署了选举事业。 根据中央消息，十八大代表名额共计2270人，比十七大时增加50人，由全国40个选举单位选举产生，实行差额选举，差额选举的比例应该超过15%。

根据中央规定，“三上三下”是代表性产生的必经程序。 在江苏省，第一届基层党组织推荐提名代表人选37389名，第二届县市委和有关机关党委选拔推荐1535名，第三轮市委和省直有关机关党委向省委推荐90名初步人选，每次酿造推荐都征求下一级党组织和党员的意见

然后，加大人选的公示力度。 公布初步的人选名单是确保党员知情同意的重要手段。 十七大时首次规定以党内容物形式公布初步人选名单，在此基础上确定十八大代表选举实务决策要求，进一步完善公示复印件，改善公示形式。 湖北省是第一个通过党报和电视等媒体公开代表的选举机构。 据统计，共计11个省(区、市)陆续以这种方式向社会公布了初步的人选名单。 其他选举机构一般通过党内容物、党建筑业的网络公布了初步的人选名单。 根据公示情况，一些选举机构调整了个别代表人选。

2012年8月13日，十八大代表名单正式向社会公布。 十八大召开前，十八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对当选代表进行了资格审查。 在选举产生的十八大代表中，年龄最高的焦若愚是北京市的原市长，出生于1915年12月，193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最年轻的是伦敦奥运会上刚刚获得女子200米蝶泳冠军的焦刘洋，出生于1990年3月，200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们的年龄不同74岁，党的年龄不同72年，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我们党的工资，繁荣，发达，有继承人。

选举结果强调了十八大代表构成上的鲜明特色:当选代表中，工人党员从十七大时的51名增加到169名，占代表总数的7.4%，比十七大时上升了5.1个百分点。 其中，省(区、市)和中央公司系统(北京)的当选代表中，工人党员占10.4%，比十七大时上升了7.1个百分点。

在十八大，26名农民工党员首次加入党大会代表行列。 第一次以集体形象出现在党大会上的农民工代表在党的代表大会史和党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者李颖是中央党史研究室科学研究管理部主任、研究员。 本文的文案选编来自李彦著:《党大会历史详情——从一大到十八大》，党建读物出版社于2017年8月出版。